正面评价

漆侠认为：赵顼主持的熙宁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在根本上是对抗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但它又在阶级斗争影响、推动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劳动人民的要求。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宋神宗的熙宁变法是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反面评价

王才忠认为：宋神宗是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华业认为：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顼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早期经历

赵顼于公元1048年5月25日（庆历八年四月十日）在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出生。初名赵仲针，是宋英宗赵曙和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所生长子。

公元1063年（嘉佑八年），受封光国公；后又加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

公元1064年（治平元年），进封颍王。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

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登基为帝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推行新法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变法失败

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失去了王安石，赵顼本就很伤心，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赵顼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元丰改制

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这种官僚体制，当然既无益于朝政，更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对中央机构进行整改，使“台、省、守、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适当合并机构，裁减官员，使官员名实相符，有职有权。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统管中央行政。中书省主管宣布皇帝命令，批复臣僚奏议，决定重要官员的任免，下设吏房等八房办事机构。门下省主管审议中书省所定事宜。尚书省是执行机关，设宰相，分六部，行使实际权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实际兵权仍为皇帝和枢密院掌管。这样，宋初以来中央机构虚职多而实职少的弊端，得以扭转，原来“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厘本务”的怪现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统一了全国官员的薪金，原来只领薪金的虚官，改为相应的阶，以阶级领薪金，以便于对官员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职，知使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发挥官员的积极性。

宋神宗的元丰改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机构体制改革，精简官员，因而他徒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可能达到巩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因病去世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赵顼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赵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同年年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他耗尽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不过，哲宗亲政后又陆续恢复，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继续执行。

行政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公元1077年（北宋熙宁十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元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公元1080（北宋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公元1078年（北宋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经济

熙宁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文化

宋代经济的发展为编纂《通鉴》提供客观的条件。赵宋王朝建立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事业的发达，加之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北宋初期，先后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部书，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结出的硕果，又是宋代文化发展的标志。龙图阁和天章阁分别是度藏太宗、真宗著作的地方，也藏有不少典籍。仅崇文院藏书，据仁宗时修成的《崇文总目》记载，就有书籍30669卷，可谓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就从资料上为书局编书提供了保证。书局迁到洛阳后，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赐予司马光，并为《通鉴》作序。

军事

神宗在治内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宋朝的边事。他一反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与西夏的妥协退让，以强硬的态度对付虎视眈眈的邻邦，并立志要统一中国。他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次是对西夏的讨伐。

交趾位于今越南北方地区，自仁宗末期以来，就时时侵扰宋朝边境。公元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九月，交趾进攻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交趾出动6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路（今广西）。1076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趾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了不少失地，于十二月攻入了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再也不敢侵扰宋境。

神宗对西夏用兵，却很不顺利。公元1082年（北宋元丰五年），神宗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屯军，想要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了30多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将校伤亡200多人，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临朝恸哭。他从此也失去了斗志，继续维持着原来对西夏的纳贡和议。

教育

在一系列变法中，教育方面的改革异议较少，州县建立小学，朝廷直接领导太学，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由定期的考试选拔。外舍生两千人，考试优秀的升内舍生；内舍生三百人，考试好的升上舍生；上舍生一百人，优秀者可以直接选拔为官。

父亲

赵曙宋英宗

母亲

高太后

皇后

向皇后 即钦圣宪肃皇后向氏

朱皇后 即钦成皇后朱氏

陈皇后 即钦慈皇后陈氏

妃嫔

宋贵妃

林贤妃

武贤妃

儿女

长子赵佾 早殇，封成王 ，母宋夫人

次子赵仅 早殇，封惠王，母邢贤妃

三子赵俊 早殇，封唐哀献王，母宋婕妤

四子赵伸 早殇，封褒王，母向夫人

五子赵僩 早殇，封冀王，母邢贤妃。

六子赵煦 宋哲宗，母钦成皇后朱氏

七子赵价 早殇，封豫悼惠王，母邢婉仪

八子赵倜 早殇，封徐冲惠王 ，母邢贤妃

九子赵佖 吴荣穆王，母惠穆贤妃武氏

十子赵伟 早殇，封仪王，母郭夫人

十一十赵佶 宋徽宗，母钦慈皇后陈氏

十二子赵俣 封燕王，母贤妃林氏

十三子赵似 封楚荣宪王，母钦成皇后朱氏

十四子赵偲 封越王，母贤妃林氏

周国长公主 长女公元1078年二月壬戌薨，母向皇后 封延禧公主，追赠燕国公主。改封周国公主

楚国公主 次女初封宝庆公主，公元1072年秋七月甲申薨，才三岁，母张婕妤

唐国长公主 三女封淑寿公主追封唐国长公主

潭国贤孝长公主 四女母宋贵妃下嫁王遇。始封康国公主

郓国公主 五女公元1085年二月薨，年才七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潞国公主 六女公元1084年夏四月薨，年才五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邢国公主 七女公元1084年正月薨，生才五岁，母林贤妃

邠国公主 八女公元1085年冬十月薨，年才四岁，母钦成皇后朱氏

衮国公主 九女早薨

徐国长公主 十女母钦成皇后朱氏， 下嫁郑王潘美之曾孙潘意。始封徐国公主。公元1113年，改称柔惠帝姬。公元1115年薨，年三十一

，追封贤静长帝姬。

不信谗言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吟桧（树）》的诗，其中有这样两旬：“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惟有蛰龙知。”就这样两句诗，却惹起一场事端。 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苏轼对圣上有不臣之意，应从重量刑，给以处罚”神宗说：“朕一直待苏轼不薄，所以，尽管苏轼有错，但还不至于达到谋反的地步 不知爱卿是如何知道苏轼要谋反的？”王珪说：“他作咏桧诗，内有“根到九录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是他的知己，却把地下蛰龙作为自己的知音，这不充分说明他确有不臣之意吗？非严遣不足示惩。”神宗听后说道：“诗人作诗，本为咏桧，与朕有什么相干？请你们不要再妄加牵强附会了。后来，又有人诬告司马光、张方平、范缜、陈襄、刘挚等人，都与苏轼有相类似的举动．并且经常私下联络，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此，宋神宗坚决不允许，最后，只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严惩诬告

赵顼即位后的时候，有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尚书左丞欧阳修，说其作风不正，与外甥女有乱伦之丑闻。神宗看后，转问故宫臣孙思恭。孙思恭答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指出此事关系到大臣名节，应谨慎从事。神宗下诏蒋之奇，让他拿出证据，蒋之奇的上谏本来就是道听途说，哪来的证据，见神宗令他出证，一时便慌了手脚，只好说出此事是从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神宗叉沼问彭思永，结果，彭思永又说他是听来的，并无证据。这彭思永又如何听来的？经进一步查证，神宗终于弄清了说欧阳修乱伦之事纯属诬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平时因与欧阳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语，说欧阳修有淫乱行为。这流言蜚语不知怎么传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而蒋之奇未分真伪，竟然以此为由上奏弹劾。宋神宗弄清之后，怒责蒋之奇诬告行为，遂后连同彭思永一并贬职，调出京城。神宗严惩诬告，朝廷震动，天下服其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