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累任秘书丞，饶州通判，后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这时正是真宗与辽订立澶渊盟约之后，宋代的中衰时期，修古对当时苟安求和的局面，深感不安，有志整饬纲常，以图中兴，诤诤敢言。天圣元年(1023年)，仁宗嗣位，修古提出“行法令、审政事、惜财力、辨忠邪”四项大政措施上奏。对于在职的年老朝官，既然年老体衰，对官事无补，应该给他们退离。特别还引用唐太宗贞观之治中的故事来论证。其具体办法是文武百官年达70的，可以上表自动请求调职或辞职，不论名将功臣也应该这样。仁宗批准奏事，于是颁下诏令定为制度。
修古对官规礼仪，也非常重视。宋代御史台的官制是辅佐皇帝、监督朝廷官吏。有一次，修古和三院御史12人早朝，有2个黄门官骑马行过不避，修古请他们退让，反而遭到辱骂。修古立即奏知皇帝说：“御史尊则天子尊，现在黄门竞敢违逆规章，诟骂御史到这样猖狂地步，请求皇上惩治。”晏殊是当时诗词名家，他任枢密副使，用笏打人，修古即奏告皇帝说：“晏殊身为辅弼大臣，他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百官效法的样榜，他却忿怒急躁到用笏打人，大大失去大臣体统，请依典籍处刑，来维护公议。”
真宗在位时，大盛造“天书”、行“封禅”。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借天书再降改定“天贶节”。次年，在寿丘建造景德宫、太极观，在京城建造玉清昭应宫，耗费不可胜数。仁宗时，仍崇尚建塔庙、营金阁，宫中还以翡翠作为服饰和玩物，曾下诏书去越南采购。修古对这些奢侈耗费都力言不可，奏请罢免。
修古生活俭约，洁身自爱，死时贫困不能归葬，官中同事及兴化地方人士捐赠赙钱50万。他的次女哭着告诉他的母亲说：“爸爸以忠节闻名天下，现在不幸因直言贬官至死，怎么可以接受他人的捐赠而沾污爸爸的德行。”终于谢绝赠礼。
章太后死后，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想念曹修古为官忠直，赠授右谏议大夫，并赠钱20万给他的家属。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