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年间，裴潾任左补阙。在讨伐淮西藩镇吴元济的战争时期，朝廷任用了一批宦官到沿线驿站做馆驿使。这批宦官到任之后，却依仗皇帝威势横行不法，时常刁难欺凌四方使者，于战争形势极为不利。为此，裴潾向唐宪宗上疏谏止。裴潾的奏疏，完全不顾忌当时宦官跋扈的气焰，毫无一般朝臣邀时取媚的心理，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铮铮直言。唐宪宗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却也心有所动，认为他忠心可嘉，于是超迁他为起居舍人。

唐宪宗晚年，痴心于长生不老，对方士、丹剂十分迷信。宰相皇甫镈和金吾将军李道古等人逢迎献媚，积极推荐方士柳泌、僧人大通等为唐宪宗炼制金丹。消息传到外廷，裴潾立即挺身反对。他向唐宪宗痛陈利害，无奈唐宪宗这时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不同意见，裴潾的“事上尽心”非但没有受到奖赏，反而招至“上怒”。不久，就被贬出朝廷，到偏远的湖北去做江陵令了。第二年春，唐宪宗终于“以药误不寿”，时人皆“以磷为知言”。一时的变故，反使裴潾“以道义自处”的品德为世人敬重。

唐穆宗继位之后，诛死了柳泌诸人，调裴潾为兵部员外郎，又迁刑部郎中。当时有一个做前率府仓曹（东宫卫队军官)的人名叫曲元衡，杖杀了平民柏公成的母亲。案件审判结果：1，“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军使，使以父荫征铜”；2，“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母死不闻官府”，“以经恩免罪”。刑部郎中戢“掌律法，按复大理及天下奏谳。”裴潾在审核这个案件时，发现法官的判决极其不合法度。他分析说：“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于部属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属，虽有私罪，必告于官。官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于齐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属，而擅凭威力，横此残虐，岂合于常典?柏公成取货于仇，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则必诛。”裴潾议论的出发点，在于维护法治，严禁权贵仗势对平民施以私刑、以及他们违法之后又凭借特权和钱财私下了结，逃避罪责，因而受到公众很高的赞誉。由于裴潾的坚持，曲元衡终于被脊杖60，处以流刑，柏公成也被处以死刑。

唐敬宗宝历初年，裴潾曾任给事中，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调任汝州(河南省临汝县)刺史，兼御史中丞，后来因为违法杖死人命，被贬为左庶子，在东都洛阳任职，大和七年（833年)升任左散骑常侍，充任集贤殿学士。这期间，裴潾曾收集历代文章，续后梁昭明太子的《文选》，编成30卷《大和通选》，附音义与目录l卷，一并上献给唐文宗。不过，裴潾在编选这部文集时，对当时文士，几乎素与己少有交住者的文章都很少选入，因而受到大家的非议。这部文选也不为时人所看重。

裴潾后来曾任刑部侍郎、华州刺史、河南尹等宫，卒后赠户部尚书，谥曰“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