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1621)始,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伪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才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史学生涯
谈迁博览群书,家境贫寒,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其是明代典故。他立志撰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约400万字,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发奋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关于《国榷》的故事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书稿即将付印前(清顺治四年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每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可是,他却没有放弃,并决定重新撰(zhuàn)写。当时谈迁已经是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了。经4年不懈努力,日夜奔波,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谈迁重编《国榷》的事迹也被苏教国标版语文第九册(五年级上册)列入课文,作者蒋光宇,题目为《厄运打不垮的信念》。
《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内容为:明朝未年时,史学家谈迁经过20多年的奋斗,6次修改,谈迁终于在50多岁时完成了一部400多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
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著,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就在书稿即将付印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他家,见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书稿就下落不明。20多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对年过六十、两鬓已开始花白的谈迁来说,更是一个无情的重创。可是谈迁很快从痛苦中崛起,下定决心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谈迁又继续奋斗十年后,又一部《国榷》重新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更翔实、精彩。谈迁也因此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为人操守
谈迁一直是靠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事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这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