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劭成年后，在高齐做官，累至中书舍人。隋文帝杨坚即位后，王劭被授予著作佐郎之职，后因母亲病逝，遂辞职归里，闭门谢客，专心致志于编修《齐书》。按隋代的制度，朝廷不准私人编修史籍，王劭嗜好经史，早为世人所知。闭门修史之事，被内史传郎李元操得知后，便向隋文帝告发。文帝悉知王劭私撰史书大怒，遂没收其所著，并亲览其内容。哪知王劭竟因祸得福，他所著的《北齐》记史详实，文触严谨，深为文帝赞赏，便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专职撰写文帝起居注。由于王劭工作的关系，常随文帝左右，便称文帝有"龙颜戴干"的仪表，并指示给群臣观看。对此，文帝龙颜大喜，遂赐王劭数百段锦匹为礼，并提升他为著作郎。
隋炀帝杨广嗣位后，汉王杨琼踞晋阳反杨广。炀帝对于是否讨伐举棋不定，王劭上书力谏讨伐，杨帝却没有依从。此后不久，王劭被改任为秘书少监，数年后又被免去官职。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