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时曾从师陈傅良。两人是同乡，志趣相投，且都负文名。一时“声价喧踊，老旧莫敢齿列。”十八岁时，应礼部试，考取第一名。后几次选拔，文皆过于师。

一回孝宗亲自策士，拟将幼学列为首选。廷对时，这位初生之犊却说，“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治虽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风俗日坏，将难扶持；纪纲日乱，将难整齐；人心益摇，将难收拾；吏慢兵骄，财匮民困，将难正救。”孝宗看罢四个“将难”对策，心中不悦，宰相虞允文尤恶之。幼学遂而下第，遣为广德军教授。

过了几年，当时执政荐他入朝，孝宗也答应，问“年几何矣？何以名幼学？”参政施师点答，“孟子云，‘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故幼学其名，行之其字”。孝宗伫思良久慨然道，“今壮矣，可行之已。”即授予敕令所删定官。幼学入朝，适温州大水，为解百姓之困，上疏请求赈济，朝廷从之。

光宗立，以太学录召，改授武学博士。逾年升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又过数年，宁宗即位，幼学得器重拟要进擢。时宰相韩侂胄用事，为排除异己，施行“伪学”之禁。蔡幼学与朱熹、陈博良、叶适等五十九人，尽入“伪学”查禁之列，“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闲慢差遣。”幼学见京中朋类将散，自己也被罗织，便力求外补。遂而特除提举福建常平，外放至福建。当时朱熹居建阳，幼学每事咨访，又被御史刘德秀劾罢，任闲职凡八年。

嘉泰二年，“伪学”之禁渐弛，幼学起如黄州。旋又召为吏部侍郎，再迁国子司业、宗正少卿，皆权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为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承办文书和起草诏令官员，位较重。侂胄诛后，余党尚塞正路，幼学次第弹劾，窜黜尤众，号称职。嘉定间，幼学除龙图阁待制、知泉州，旋又进福建路安抚使。在任关切民瘼，敢为民请命。当时提举司命令百姓以田高下藏新会子，若不如令，便要抄没其资产。新会子是纸币，因滥发而价值大跌，同时又不能作交纳赋税用。幼学愤然，“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要求罢去这坑民之苛令。

清代苏广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里没有一首瑞安人的诗，但是，晚清大词家朱孝臧(祖谋)编的《宋词三百首》里却有温州瑞安人的作品，它便是蔡幼学的《好事近·送春》。这也是该书中惟一入选的瑞安籍作者的词。

蔡幼学不但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和南宋时力主抗金的爱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为其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光辉业绩所掩盖，他在《宋史》中被编入《列传·儒林》之目。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虽然他的散文、诗、词都写得很好，很有自己特色，但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却非常少。他的《育德堂集》、《西坦集》早就失传。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有五言的古体和律诗6首，及被朱孝臧编入《宋词三百首》里的《好事近》词一首。

从这些被保留下来的7首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蔡幼学的诗风朴实，平易近人，不刻意雕琢，无艳丽虚浮之辞。他虽与“永嘉四灵”处于同一个时代(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又生活在温州地区，但诗风与“四灵”迥异，而又与“江西诗派”不同。他写诗不猎奇，不立异，不用典故，不发议论。现存的6首诗和1首词都是用白描手法，平易的语言，记述眼前之情之景，能于细微处写出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孙锵鸣在他的《东嘉诗话》中说“蔡幼学之诗‘冲和粹雅’，置之《止斋集》中，亦不能辨。”的确，笔者也觉得他的诗风受其业师陈傅良影响很大。

其次也可以发现蔡幼学诗词的思想内容是健康向上的，处处体现出儒家面对现实的入世观念。正如叶适在《蔡幼学墓志》中所写的：“公幼以文显，无浮巧轻艳之作。既长，益多阐教化、养性情，花卉之炫丽，风露之凄爽不道也。”其诗在写景中常闪耀着哲理光辉，抒情中不忘勉励之语。譬如他的《早至湖心小园》的这首五言古诗：“凉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林坰何所事，爱此朝气清。池荇浥风露，洒洒醉梦醒。来禽俯清泚，相照脸色赬。悠然到瓜田，钩蔓亦轩腾。万物咸得宜，吾生亦何营。”本来是记游写景之作，但经过他的笔触，却使人们看到的万物都呈现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引人奋进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