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唐朝史学家。 其父李德林曾任隋内史令,预修国史,撰有《齐史》。隋文帝时百药仕太子舍人、东宫学士。隋炀帝时仕桂州司马职,迁建安郡丞。后归唐,拜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人品耿直,曾直言上谏唐太宗取消诸侯,为太宗采纳。曾受命修订五礼、律令。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奉诏撰《齐书》,据父旧稿,兼采他书,经十年,成五十卷,后宋朝人为区别萧子显的《南齐书》改为《北齐书》。
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
出仕为官
李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客人听后大为惊叹。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
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6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61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委以重任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6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636)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一论一赋
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 卷。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作北齐书
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 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534—577)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 卷,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 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 卷,又撰纪传体《齐书》100 卷。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0 卷。
十年梦相识,一觏俄远别。征驾在我傍,草草意难说。
君居洞庭日,诗句满魏阙。如何万里来,青桂看人折。
行装不及备,西去偶然诀。孟夏出都门,红尘客衣热。
荒城见羊马,野馆具薇蕨。边境渐无虞,旅宿常待月。
西园置酒地,日夕簪裾列。壮志安可留,槐花樽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