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逃亡生活是如此紧张,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注释
⑴望门投止:望门投宿。张俭:东汉末年高平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凡接纳其投宿的人家,均不畏牵连,乐于接待。事见《后汉书·张俭传》。
⑵忍死:装死。须臾:不长的时间。杜根:东汉末年定陵人,汉安帝时邓太后摄政、宦官专权,其上书要求太后还政,太后大怒,命人以袋装之而摔死,行刑者慕杜根为人,不用力,欲待其出宫而释之。太后疑,派人查之,见杜根眼中生蛆,乃信其死。杜根终得以脱。事见《后汉书·杜根传》。
⑶横刀:屠刀,意谓就义。
⑷两昆仑: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指康有为和浏阳侠客大刀王五;其二为“去”指康有为(按: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潜逃出京,后逃往日本),“留”指自己。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翟南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意思。——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我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撼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